德钦生育调查

受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2008年3月至4月的近30天里，记者走进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六乡两镇三个办事处，入户了解山区藏族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和当地县乡村三级医疗单位及乡村医生工作情况。为即将实施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母婴平安120”项目藏区援助计划提供参考。

德钦概况

 德钦县全境山高坡陡，峡长谷深，地形地貌复杂。德钦地处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地段，青藏高原南缘滇、川、藏三省（区）结合部。东有云岭山脉，西有怒山山脉，山脉均为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地形是南北长东西窄的刀形，南北长约188公里，东西宽约68公里。金沙江、澜沧江从德钦蜿蜒而过。该县总面积为7273平方公里，境内有梅里雪山群，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人，县城升平镇，海拔3400米，距州府中甸182公里，距省会昆明889公里。德钦是国家级贫困县，农民人均年收入1603元，全县人口6万余人，其中藏族占80%以上、另外还有傈僳族、纳西族、白族、等12个民族。农作物以青稞、小麦，苞谷为主。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其中以铁矿石储量最大。

目前，县人民医院，加上全县8个乡镇卫生所，以及县卫生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共有187名医务工作者，其中拥有本科以上文凭的5人。 2007年全县有新生儿出生572名，住院分娩率达到51%，这一数据远低于发达地区，但比起上一年年有了显著的提高，2006年有新生儿571名，住院分娩率只有35%。住院分娩率的明显提高，主要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和“降消项目”的补贴，以及深入到户的宣传。从2007年开始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户在住院分娩时可以实报60%，如果在乡镇卫生院住院分娩还可以得到300元补贴，在县医院分娩可以得到400元补贴。2008年当地卫生部门计划再提高报销比例和补贴的力度，目标是将住院分娩率提高到60%以上。

把孩子生在哪里？

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在德钦提出来另有意义。在县城和医疗条件较好的乡镇驻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去医院。而在大山深处，把家安在云雾缭绕的山顶山腰的藏族妇女对此的回答是：不知道。看情况。

生育个例

云岭乡斯农村支拉村民小组永初

永初，女，藏族，23岁，云岭乡斯农村支拉村民小组村民。

永初的家支拉村在高高山崖的云雾中，海拔3400米左右，山下澜沧江蜿蜒而过，几年前，在当地支教的青年诗人马骅，就是在这附近不远处落下深渊再也没有音信。近年来梅里雪山的旅游开发走上了一个新台阶，而永初家所在的支拉村虽然也是在景区的范围内，但也没有得到什么实惠。一年前支拉村与澜沧江边的简易路修通了，全长有12公里的土路全部是在悬崖上盘行，连经验老道当地司机也感到畏惧，遇到下雨、下雪、塌方还无法通行，而这样的天气在当地一年中要占去10个月。

 3月21日晚12时，23岁的永初在家中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婴。产房就设在家中的堂屋，与她的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地方相同。在孩子出生前几天，当地村医来到她家为她做检查，并劝她到医院里去住院分娩。医生告诉她，住院分娩的费用可以通过“合作医疗”“降消项目”报销掉，自己花不了多少钱。并叮嘱她，不要在家里生，这里实在太远如果发生意外将无法及时救援。对于医生说的条件和列举的危险，永初有些动心了。3月21日晚8时，永初出现产痛，但山上下起了大雪，下山的路被封死，在这样的天气下，即便是健康人步行下山也要冒着极大的危险。永初家人只好找隔壁家的大妈，在家中堂屋的火塘边铺上垫子做产房，经过4个钟头的煎熬，一个2，7公斤的健康女婴诞生。3月27日山上通路后，医生赶来查看产妇和婴儿的情况，永初同孩子都很好，这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

永初是幸运的，她在家中生的两个孩子都健康可爱，自己也度过了危险。整个支拉村也是幸运的，在过去的5年里有16户人家的支拉村诞生了22个新生命，全部生在家中，没有一例出危险。而这样的幸运却让当地的村医陷入了担忧，她不知道这幸运还能持续多久。永初家除丈夫外还有一个患有智障的姑姑同她们一起生活，在快要临产前永初还在干着繁重的农活，照顾家务，喂牛喂猪。如果永初提前到医院待产，家中还要出一个劳力去照顾她，这对她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支拉村的妇女大多都要经历永初一样的困境。记者认为，除了不便的交通，是繁重的农活和家务，捆住了“永初们”迈向干净明亮的医院产房的双腿。

霞若乡月任村各沙坝村民小组凶奴此里

凶奴此里，男，藏族，4岁半， 霞若乡月任村村各沙坝村民小组。

再有半年凶奴此里就满5岁了，凶奴此里的妈妈培布卓玛在当地人的记忆中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女孩。人们都说小凶奴此里的一双大眼睛就是从妈妈培布卓玛那里“接”过来的，但凶奴此里永远也不会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他的妈妈死于产后大出血，培布卓玛生小凶奴此里的时间是2003年11月27日，那一年，美丽的藏族姑娘培布卓玛20岁。记者在凶奴此里家里没有找到他过世的妈妈的一张照片后又找到培布卓玛才的娘家，说明来意，培布卓玛才的母亲在女儿曾经住过的房间找了很久同样没有找到。照片都被烧掉了，据说，这既是风俗也是遗忘。谁也不愿意再次触摸亲人离去的刻骨疼痛。

 凶奴此里同奶奶一起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各沙坝村，门前有条清澈的小河流过，房前屋后有桃花梨花映衬。母亲的坟头就在他家的田地边，那是小凶奴此里的禁区，或许出于对凶奴此里非理性的保护，奶奶从不让他靠近妈妈的坟头玩耍。而且坟头就在凶奴此里自家的青稞地旁边儿。奶奶非常疼爱凶奴此里，从小是奶奶用羊奶将小凶奴此里一点点养大，现在不管是下地干活，还是在家做家务凶奴此里总是跟在奶奶身边。凶奴此里的爸爸阿此里今年25岁，在100多公里外的城里做建筑工。每个月阿此里都会回家来一两次，每次回来都会带上米花糖、橘子、小玩具等东西，这是小凶奴此里最快乐的时候。阿此里每次回家除了看儿子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家里干重活，一般只能在家中呆上一两天，然后又匆匆赶回工地。每次离开时阿此里都会尽量选择在儿子睡觉时，阿此里无法面对没妈的儿子哀求的眼神。

霞若乡卫生院的产科医生罗丽虹，回忆起2003年11月27日发生的事情仍然声音哽咽。接到培布卓玛在家生产遇到险情是下午4点左右，当时罗丽虹只用了5分钟就准备好了急救药品和器械往培布卓玛家赶。罗丽虹回忆说，到达培布卓玛家时已经是下午5点左右，当时培布卓玛在一间小屋中，她妈妈陪着。小屋边上的堂屋里有几个喇嘛在念经，家中的其他人正在招待念经的喇嘛。“小屋的地面已经完全被鲜血覆盖，我找不到下脚的地方。”罗医生说。培布卓玛还在流血。医生站在血泊中对培布卓玛实施抢救，但已经来不急了。从医生进屋到培布卓玛没有心跳整个过程只有3分钟，在3分钟里医生为培布卓玛打了一针强心针。罗丽虹说，我来晚了！要是早到十分钟也许还有救啊！她还记得，她进屋时培布卓玛还有意识，对她说轻声了一句“姐，你来了”，然后眼泪从眼角流出，罗丽虹说她永远也忘不了这情景。在那一刻，罗丽红，这个在乡下卫生院做了13年妇产医生，亲手为藏族、傈僳族姐妹接生了300多个孩子的汉族女医生失去理智转身冲着培布卓玛的妈妈喊了一声：“是你们害死了她！”此时痛失女儿的培布卓玛的妈妈已是老泪纵横。罗医生是培布卓玛的丈夫阿此里发现妻子快不行了偷偷跑到乡卫生院叫来的。而在藏区老人眼里，妇女在家生孩子是一件平常而又简单的事情。

导致培布卓玛死亡的医学解释是：产后胎盘滞留导致大出血，造成失血性休克导致死亡。通俗的解释是，生完孩子后胎盘没有出来，这样子宫无法复位，等于是产妇有一个大伤口再不停的流血，最终血流尽了。培布卓玛生下小凶奴此里的时间是2003年11月27日上午6时左右，死亡时间是下午5时左右，培布卓玛的血留了11个钟头。在产科医生罗丽虹眼中培布卓玛的死是一件极其恶劣的事件，但又无法去追究。在这件事情发生后再也没有出现产妇死亡的事件，当地的住院分娩率也由不到20%增加到2007年的52%。

奔子栏镇古龙村次里次木

次里次木，女，藏族，20岁 ， 奔子栏镇古龙村村民。

次里次木是一个勇敢的，特别爱笑的姑娘。当医生告诉她需要剖宫产时，她也只是沉默了一会，一会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她是一个开朗的姑娘。临近预产期的次里次木被查出，由于她的骨盆狭窄造成了头盆不称，这样胎儿在预产期到来时就不能入盆。一般情况，胎儿在成熟后，会在母体中倒立过来准备降生，顺产的胎儿都是头先出来，而胎位不正就很难顺利生产。奔子栏卫生院的陆金院长告诉次里次木，她们医院的剖宫产手术都是请县或者州医院的专家来指导做的，目前还没有独立完成过手术。次里次木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乡卫生院，请县医院的产科专家来指导手术，二是直接到县医院去待产。出于费用、交通、陪护等方面的原因，次里次木家选择留在乡卫生院。

奔子栏卫生院在德钦县的8个乡镇卫生院中，是条件最好的一所。在整个德钦县，只有奔子栏卫生院和县人民医院有进行剖宫产手术的条件。而其他的卫生院中，有接收难产病人能力的也只有2家，剩下的几家，包括县妇幼保健院在内，连接生顺产的条件都不具备。奔子栏卫生院离县城有100公里左右，有214国道连接，中间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白芒雪山，白芒雪山有每年中9个月都有积雪，常常会因大雪而封闭。

根据次里次木的预产期，她的手术时间定在3月20日。次里次木从3月15日起就住进了卫生院的病房等待。3月18日上午，次里次木出现产痛，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羊水已破要马上进行手术。在与县医院联系的同时，卫生院也做好了手术前的准备。由于17日夜里白芒雪山上下了一夜的雪，造成了县城与 奔子栏镇的交通中断，县医院的医生最快也要18日晚上才能赶到。

面对这种突然变故的情况，在征得次里次木本人和家人同意后，奔子栏卫生院决定独立进行手术，由院长陆金卓玛主刀。陆金卓玛是一位有着20多年丰富经验的产科大夫，她同次里次木的家人很熟悉，当地人都很信任她。此前，陆金卓玛已经做过多起剖宫产手术，对手术的每一个操作流程和细节都很熟悉。但以前的手术都有外面来的专家在一旁督战，如今靠卫生院自己的力量完成手术还是斗一回。对于内地的医院来说剖宫产手术是一个常规的手术，一般医院都能完成，而在许多医疗欠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常规手术却是难以逾越的技术颠峰。

3月18日中午11时，手术开始。手术过程如所有人期盼的那样一切顺利，1个多小时后，从手术室中抱出了一名7斤重的女婴。次里次木还在昏迷中被医生们推回病房，次里次木的家人抱这新生的孩子传递着欣赏。安顿好产妇后，参加手术的5个医生和护士找了个小餐馆吃午饭，庆祝手术的成功。这次手术对她们来说有特别的意义，这意味着从此奔子栏卫生院就能自己开展剖宫产手术了。而这个地区的产妇又多了一层保障和服务。

次里次木在手术后的第3天就能下地，不安分的她不是帮着扫地，就是跑到别的病房去聊天，一点没有做月子的样子。3月25日次里次木出院，在3月15日住院到3月25日出院，所有的费用是1516，3元。在这些费用中，次里次木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将为她承担945元，还会得到卫生部实施的“降消项目”补助399，9元，次里次木的实际花消是171，4元。近年来政府与卫生部门加快加强了农村医疗的建设，使得农民以往不敢想，也没有条件实施的医疗保障服务变成了现实。

正在发生的改变

一个新生命的降生，为一个家庭带来欣喜与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危险与伤痛。德钦县地处中国藏区西部，是一个半农半牧的普通小县。在德钦一些偏远的乡村，住院分娩率不到10%，当地的新生儿死亡率以及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贫困、高山深谷、社会风俗、医疗条件落后等，都成为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杀手，生命的代价在成倍增加。

儿童是社会的未来，而母亲则是这个未来的保护伞。出自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的这句话让德钦所有的医生感到了压力，但同时也让他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契机。2008年4月中旬，记者在北京召开的“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年度会议上获悉，该项目的“藏区援助计划”已经完成了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的考察，即将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据了解，该计划准备在云南省德钦县投入800万元，其中现金450万，物资价值350万。这些钱物将直接用于补贴当地孕产妇、为当地医疗机构购买设备、培训医护人员。针对德钦县高海拔多山的自然条件，“藏区援助计划”将该县4个中心乡镇作为重点，计划购置5辆适合山路行驶的救护车。目前德钦县，仅县人民医院有一辆使用了7年的救护车，远不能满足全县的正常需要。中国扶贫基金会主管“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的杨青海副秘书长表示，云南省德钦县将是“母婴平安120行动”在广大藏区的一个试点，该项目计划，在运行一段时间取得了经验后，将在藏区更多的县推广。

在德钦，一切也都在变化中，当地政府正在打通所有行政村的公路。一位村主任透露，州里已经下决心，几年内，简易公路将修至每一座20户人家以上的村庄，哪怕这个村庄在云彩里。农村医疗保险减轻了当地百姓的看病负担；国家的各种经济扶持政策以及来自内地发达地区的援助让人们的生活逐步改善；医疗卫生部门不断加强妇幼保健方面的宣传。在这次调查拍摄中，记者跟随送医下村的医疗队来到一直被称为卫生防疫死角的粗卡通村，当天，许多妇女带着孩子从四面八方赶来，她们认真地听讲，仔细地询问，耐心地等待检查。这些，都让我们更加期待德钦妇幼保健状况的改善。

在记者即将结束持续了一个月的调查准备返京的时候，当地主管医疗卫生的官员和记者进行了长谈，他说，有中央对藏区的全力帮扶，他们对扭转全县妇女儿童保健工作局面充满信心。但他同时认为，以德钦目前医疗资源状况，对各类医疗专业人员的需求其紧迫性超过了对器械、设备的需求。也就是说，他们缺乏经验丰富、热爱卫生事业的训练有素的医生。“中央对藏区的支持已经接近财力的极限我们心怀感激，但如果能有一部分内地身强力壮的中青年医生加入到藏区最基层的乡村医疗体系，哪怕是作为志愿者带一带我们的医生，那该多好!我们将把他们视为黄金！”这是一个藏区老医生的期待，也许也是所有生活在天堂般美丽的德钦的母亲的期待。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捐款方式：

【银行汇款】

　　接收单位：中国扶贫基金会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中关村支行

　　银行账号：0380410810004

　　【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西里36号南楼5层（100086）

　　接收单位：中国扶贫基金会（请在附言中注明：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

　　电话：（010）82872688转818、825母婴项目部

　　传真：（010）62526268

　　网址：www.fupin.org.cn

　　邮箱：my120@fupin.org.cn

母婴平安120行动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开始于2000年，是中国扶贫基金会设立的以救助贫困母婴，降低孕产妇及婴儿死亡率为宗旨的公益项目。它创建了县、乡、村三级项目执行机构，通过周严的项目管理制度，将援助人的爱心送达贫困母婴手中。

“母婴平安120行动”项目是通过建立母婴综合保障体系，对贫困母婴分娩实施分类补贴，对贫困产后母婴进行物资援助，为项目区医疗机构配备基本的医疗设备，对项目区医务人员提供专业培训，以提高贫困社区母婴生命保障水平和健康水平，促进乡村人口素质提升，减缓因母婴生命出现问题而返贫的状况，促进爱心的奉献和人类文明与和谐的发展。如今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8年，在全国5个省（市）的8个县开展，覆盖了人口200多万。到2007年底，该项目补贴和物资援助人口达5，3万，培训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800余次，成功挽救了160余名贫困母亲的生命。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报告》指出：重视每一位母亲和孩子。报告称：“儿童是社会的未来，而母亲则是这个未来的保护伞。然而就在今年，大约1,100万的五岁以下儿童却将死于大部分可以预防的因素。其中有400万婴儿活不过一个月。另外还有330万婴儿胎死腹中。同时，大约有52.9万妇女在怀孕期，分娩期或分娩之后的短期内死亡。”情况表明：从全世界角度看，母婴状况问题仍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比发达国家高出十数倍，在贫困地区，这两个指标比亚洲的平均状况严重得多，很多地方近似于非洲。由于孕产妇死亡和婴儿死亡的影响，中国每年有近60万家庭300万人口受到健康和心理的强烈冲击，因病返贫，并对妇女和家庭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而这些人口大多数都集中在贫困地区。

在中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一些边远地区婴儿死亡率为43.2‰，是沿海地区的4.5倍；孕产妇死亡率为93.7/10万，是沿海地区的7.2倍。

                                       郭铁流  高铭  文    高铭摄

“三聚”事件昭示

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良知沦落？

今天一早，三元被爆部分奶粉被检测出三聚氰胺成分。至此，“三聚”事件已使中国奶业巨头悉数倒地。看着这些熟悉的名字：三鹿、蒙牛、伊利、光明，今天又是三元，看到心痛。可以断言，曾在“三聚”事件期间一度独善其身逆势而动的三元，也绝不会是这场风波中最后一个“落马”的中国奶企。而往奶粉里添加原本大家不知为何物的三聚氰胺也不太可能是三鹿的首创。

整个事件中，本人最想了解的，是三聚氰胺如何跑到奶粉里去的。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几乎在所有报道都难以给出清晰的线索。疑点一，谁加的？是奶农干的？奶站加的？奶企做的？说法有多个版本。疑点二，加的什么？网民说是尿素，更多的说法是三聚氰胺残渣。前者的证据是说，在以往办案过程中，曾经查处过一些涉奶人员，审查中无意中发现这一线索，而且据涉案人交代，往兑了水的牛奶里加尿素，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应对质检，是大家的“普遍做法”。后者提供的线索说，国内一些“生物技术公司”在市场上公开叫卖的“蛋白精”，其实就是生产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化工废渣。因其百分之70的三聚氰胺含量被“广泛”运用到饲料、奶制品中。记住，往奶粉里加的，是三聚氰胺残渣，不是万元一吨的三聚氰胺。

在我生活的城市，我吃过添加了尿素的桃酥。知情人讲，那是“食用尿素”，生产桃酥的车间浓烈的尿素气味让人睁不开眼睛。我吃过含有尿素的煎饼。那是早起买菜的老太太在凌晨经过磨坊时无意发现的。用来做煎饼的小麦在被放进电磨之前都要加上一勺白色刺鼻的粉末，这样在摊煎饼时煎饼能摊的很薄不沾锅底。以此类推，我还吃过白白嫩嫩巨胖无比的豆芽。但三聚氰胺的出现，让“过去式”的“尿素时代”宣告终结。

查了许多资料，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依然记不住三聚氰胺的分子式和融水值，只知道它原本是加工板材涂料塑料的化工原料。那么，是谁发现了它还是“蛋白精”的呢？是奶农吗？还是奶站小老板？亦或是“干一行爱一行”刻苦钻研“业务知识”的奶粉生产线上的白帽女工？好像都不像。是奶企老板？产间主任？如果这个问题有机会当面向他们请教，没准儿人家又得说“我装修房子呢关我屁事。”事实是，只会是戴眼镜的科研人员。

这盆脏水只能泼到他们身上。否则无法面对那些得了肾结石的不满一岁的孩子们。如果他们的儿子9岁遗精，女儿7岁发育乳房11岁来月经，如果他们的姐姐结婚多年还没能怀孕，每天和求子心切的大男大女们在医院的不婚不育门诊疯挤，他们还会说现在的食品很安全、牛奶很干净、生活很幸福吗？每天一斤奶，害死中国人。

理智的讲，在绝对仿真的人造鸡蛋都能被发明的今天，给鳝鱼吃避孕药，西瓜里注射红色素还只是极个别或小范围的缺德事件。但“三聚”事件则不同，它碰疼了全体国人食品安全的脆弱神经。更可怕的是，从事发到今天，真正从中反思的少，为自己辩解和忙于往每一袋奶上贴“不含三聚氰胺”的红色标签的多。要杜绝此类问题的一再重现，仅李长江辞职，田文华拘押，牛根生道歉恐怕仍然无济于事还。中国新生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更令人担忧。

创一家企业很难很漫长，毁掉它很快很简单。我相信，绝大多数国人并不希望三鹿蒙牛们倒下，但能否扛过2008年这个中国奶行业的寒冬，则要看他们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孩子们拉钩上吊般的坦诚。像确保奥运安全一样保障百姓饮食安全，是三聚事件给政府部门提出的新要求。但愿下一次，知识分子们别再站错了队。不然百年后见到孔圣人绝不可能打顿板子就能过关的。

                                                                                       2008年10月9日

僜人：西藏少数派报告

在中国的56个民族之外，在遥远的西藏东南边陲，世代生活着一支罕为人知的极少数民族。他们是你我的骨肉同胞，命运却有天壤之别。他们的历史或许是个猜不透的谜团，未来却已经在水晶球中昭然若揭，不可逆转。

“再过200年，［僜人］这个民族就不存在了。”金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依然笑得天真，语气间没有半点哀哀不舍的意味，仿佛是在说五点钟太阳就要下山了这么平常的一件事。

那是10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日子，西藏下察隅的正午温度飙升到25度以上，高原阳光如最精纯的金色烈酒，劈头盖脸地泼洒下来，所有景象都热辣得令人目眩。

在镇上初遇金夏的时候，他去办事，脚上穿着鞋，回到村里就习惯性地脱掉了。眼看他赤足奔过那些看上去很扎人的地方，碎石、荆棘、刚收割过的田地……总有揪心的感觉。 僜人原先常年赤足，金夏的祖先想必就是这样行走于山林大地吧。这位43岁的新村党委书记有着相当典型的僜人男子体质特征：1.6米左右的瘦小身材，肤色黝黑，下巴微翘，双手短而宽。令人难忘的是他的笑容，羞涩和肆意那么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完全是孩子的笑，在城市中年男子脸上很难看到。

正是秋收季节，前院里倒满了黄澄澄的玉米棒。金夏招呼我在他家里吃道地手抓饭，捉了两只羽毛斑斓的土鸡去宰杀，在院门前的溪水中洗净内脏，后院里割来新鲜的野生韭菜和芭蕉叶，拌上附近采来的野生芝麻，清香扑鼻。

事隔几天，我将金夏关于200年后僜人不复存在的预言告诉梅志朋，他是察隅县政协委员，在僜人中算是知识分子和高官了。梅志朋听了，“哈”地一声嗤笑。我以为他要反驳，结果耳听得他语带苦涩地说：“根本用不到200年。再过两三年，连现在这点儿都保不住。你要保存［僜人］这个民族，除非把我们运到印度去。”

僜人，是我国一个特殊的未识定民族。所谓“未识定”，就是在56个民族之外、身份未获得政府正式认可的极少数民族，不称“某族”，只称“某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聚居地仅限于察隅地区，根据2006年的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总人口为1391人（另外还有两三万僜人聚居在麦可马洪线以南的印度境内）。我们此行的初衷，原本是考察一个据说还过着初民生活的原始部落的奇香异色，目睹的，却是这个文化的最后一抹残阳。

早就听说过察隅有“西藏江南”的美誉。我从云南香格里拉沿滇藏线翻山越岭逶迤西行，经然乌、过高达5300米的德姆拉山南下察隅，途中饱览雪峰夺目、白云低垂、经幡飘飘的苍凉景致，也饱受干燥寒冷之苦。陡然下到平均海拔为2300米的察隅县境内，当绿得发蓝的桑曲河水开始奔流在公路边的峡谷中，山坡上的植被从针叶林变成混交林、阔叶林和蕨类植物，焦渴的皮肤吸收到油然袭来的湿意，那感觉说是“跌入温柔乡”也不为过。

察隅地处西藏东南部伯舒拉岭地带，东邻云南，西接墨脱，北靠波密和昌都，南连印度和缅甸。该地属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过渡地带的高山峡谷区，地势起伏很大，谷地最低处海拔只有1400米，5000米以上山峰却有10多座。从印度洋吹拂而来的暖气流涌入这里的河谷，形成温暖多雨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甚至有棕榈生长。当地一位四川木材商人对我感慨说：“我差不多跑遍了西藏，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察隅。”僜人聚居的额曲（即贡日嘎布曲）和察隅曲流域，是紧邻印度和缅甸的南端河谷地带，更是这块宝地中自然条件最好的地方。

察隅其实是客乡，僜人在此定居不过几百年而已。这个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族群没有文字，历史记忆全凭口耳相传，模糊记得先辈是从印度跑过来的，自己的血脉之根好像是在麦克马洪线的另一边；或者，再追溯得久远一些——在神话传说里是猴子变的，所以僜人至今不肯吃猴肉。

然而，对僜人了解愈多，我对印度起源说的疑问就愈深：僜人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而印度人属雅利安人种；僜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而印度语属印欧语系——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从僜人的传统民居和传统服饰来看，无论是竹木结构的吊脚楼式“长屋”，还是紧身胸衣加筒裙的妇女装束，甚至包括饮食习惯，形态与风格都让人联想到云南的某些少数民族。僜人来历究竟如何？学术界也没有定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语言学家孙宏开研究过僜语的语法结构和词汇系统，由此提出一个假说：大约3000年前，青藏高原有一群古狄羌沿多条路线（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缅甸、泰国、越南）往南迁移，形成喜马拉雅南麓的藏缅语族族群，总数几百个，僜人是其中很小的一支。僜人与云南的独龙族、景颇族在语言上很接近，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也非常相似，显然有同源关系，估计是进入了不同的聚居地之后才开始分化。

也就是说，印度境内的僜人很可能发源于中国，后来又有极少数成员零星扩散，迁回中国境内。国境两边的僜人在文化和氏族关系上原本是整体，聚居地又恰好处于中印领土交错的三不管地带，往来随意而频密。直到1926年，欧洲探险家D’Arcy Weatherbe横跨澜沧江和怒江上游抵达察隅，然后南下进入印度阿萨姆的米什米山地，整个僜人地区都还处于无人统治的状态。1971年，中印边境禁行，僜人再也无法自由跨界行走。当时，察隅的僜人只有区区几百个，与印度的族群主体失去联系的他们在汉藏文化的夹缝里生活，送走了文革，又迎来商业经济大潮……

我在上下察隅的僜人村落遍寻传统民居的风貌，传说中竹编工艺上佳的长屋已不见踪影，到处是简陋的木房，说不清汉式藏式。只有在最冷僻角落的贫困人家，还能依稀看到一点低杆栏式长屋的遗迹：露台、木梯、火塘、不足1.6米高的房门……自从1968年政府动员僜人从山林中搬到台地居住、安置在戍边部队修建的新房，长屋就在整个察隅绝迹。我问过金夏，传统民居和新式房屋的造价相差无几，既然你们想搞旅游观光，为什么不将民居复原呢？金夏说，原来的房子虽然舒服，不透风雨，但盖起来太费事，现在竹子难找，能把竹子编得很细密的工匠也没了。

上世纪70～80年代在僜人村落长期考察过的民族学专家们还记得，那时僜人依然穿戴传统服饰，标志性的大耳孔极有特色，他们前所未见，觉得非常新奇。但那时僜人男子就已经穿上了长裤，坚持赤裸下身的只有个别习惯顽固的老年人。王昭武教授笑道：“这个东西嘛，他不穿是不穿，一旦穿上可就脱不下来喽，觉得不好意思嘛。”余生也晚，如今在当地所见的，无非是中国各地乡村之间并无差别的汉式褴褛衣裤，只是偶然有男子斜挎砍刀走过，偶然有八旬老妪晃着耳鼓拖着筒裙。

玩赏着老辈人珍藏的织花土布和银饰，我禁不住叹气：“真漂亮啊。”旁边身穿牛仔裤的年青僜人女子很不以为然地摇头：“不觉得。”我说：“你穿也会很好看。”她又摇摇头：“穿这个，走路都走不动。”

女子名小青，32岁，姣好的脸庞上还残留着几分稚气。丈夫阿罗松已经70岁高龄，财富、权势、交际手腕都是僜人中拔头筹的异类。僜人没有首领，社会地位最高者称“嘎背亚梅”，是族群中调解纠纷的仲裁人，像律师一样需要雄辩之才且收费高昂，一桩命案可以索取五、六头牛。阿罗松的父亲日枯下曾经是额曲流域最富有的大嘎背亚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僜人社会历史调查》卷宗里，记载了不少他当年敲诈勒索、欺压百姓的事例。日枯下死于仇家之手后，大嘎背亚梅的衣钵由深谙顺应时势之道的阿罗松继承。他将父亲留下的牛群献给人民公社，入党后当上了莎琼村的村委会主任。上察隅镇长扎西平措透露道：“听说阿罗松在自治区民委和中央民委都有亲戚，整个察隅，无论僜人还是藏人都不敢惹他。”一次，阿罗松举行送鬼仪式时有人贸然打扰，结果冒失鬼被罚脱光衣服当众转圈——这是下察隅镇中心小学校长罗北辉讲述的阿罗松逸事之一。

砍刀从不离身的阿罗松壮健得完全不像他的岁数，因年老而浑浊的眼眸时时闪出犀利的精光，开口说话有如诵读《人民日报》社论，官方语言滔滔不绝。在他家高大宽敞的砖瓦房里，正厅迎面的毛主席像旁贴着“招财进宝”，侧厅雕花描金的藏式组合柜供一尊关帝像，内厅的墙上则挂满了牛头骨——那是僜人用来炫示财富的传统标志。阿罗松的墙上有36个牛头骨和一个熊头骨，无疑是当地首富。

财富的另一个传统标志是妻子的多寡。僜人的婚姻是买卖制，男方备下牛只和其他财物，经中间人（嘎背亚梅之类）向女方父母出价购买妻子，身价根据女方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越富有的人家索价越高。1992年，23岁的僜人小伙新卫下迎娶一名中等人家的女子为妻，十几年来陆续孝敬给岳丈家12头牛，还有37头猪、80只鸡、30斤鱼、300斤野牛肉等等，直到最近才偿清全部身价。僜人的生产水平比刀耕火种先进不了多少，如此规模的彩礼足以让人负债累累，所以只有比较富裕的男子才能享受多妻之福。日枯下号称是额曲流域妻子最多的僜人，其实不过五个妻子（买来三个，从亲属手中转房继承了两个）。阿罗松原先有三个妻子，小青是第三任，也是最年轻的一个，身价17头牛。阿罗松入党后，遣散了前两任妻子，“留了一个老婆专用，就像专用车一样。”他笑着说。

在阿罗松家逗留的日子里，小青总是围着灶台忙碌。有几次天黑之后，还看见她驮着沉甸甸的背篓到田间干活。吃饭时她不上桌，男人说话她也从不插嘴。阿罗松喝酒喝得高兴，告诉我说，女人要是不听话就得被修理。我问怎么修理呢？他口中喊“打！”，做出左右开弓抽大嘴巴的手势。

在这个男性拥有绝对权威的父权社会里，女人俯首帖耳惯了，婚前连吃肉的资格都没有。婚后正式成为男人的附属物品，没有财产的支配权和继承权，但有义务照料丈夫分配的田地和牲畜，承担开山、垦荒、打猎、采蜜之外的一切劳作。假如丈夫不满意，随时可以将妻子转卖或转赠他人，甚至夺取性命。日枯下就曾亲手打死失宠的第一任和第三任妻子。这样的制度好处何在？阿罗松说：“僜人夫妻是没有纠纷的。”在僜人中威望很高的原察隅县武装部长松鸟也表示，“买卖婚姻虽然是坏习惯，但有利于维持家庭稳定。”

僜女不知性别政治理论，当然不会对此撇嘴道：“男权话语！”但信息和公路越来越四通八达的现代生活给了她们太多离开的理由和途径。或者与汉藏男子通婚，或者离乡另谋出路，留在村中的年青僜人女子已经稀少得反常。

在高原阳光下撒欢乱跑的时候，很愿意将这里想像成荒蛮乐园，但村舍中绵绵飘来的港台流行歌曲不容我有此等妄念。在关于僜人的文献中反复出现的那些富有魔力的字眼，巴麦牛、弓箭、罂粟、大麻、麝香、藤脚镯、竹溜索……早就成了荡然无物的语言空壳。僜人传统风物遭到的第一轮毁灭是文革，“我们把党的政策贯彻得很彻底，该烧的烧掉，能丢到河里的丢河里。”阿罗松回忆起当年政绩，语气颇为自豪。然而，西藏自治区政府近年拨款90万元兴建莎琼民俗文化村，本打算办成收取游客门票的项目，阿罗松意欲搜求一些“老东西”来秀秀民俗卖点，神通广大的他竟也无可奈何：传统器物早没了，衣服凑不成几套，整个莎琼村都找不出一只熊皮包。

80年代，僜人的民族文化曾有过复兴的迹象，真正式微是90年代之后的事。这一轮毁灭是自发的——僜人主动放弃了许多传统器物和风俗习惯，因为那象征着“落后”，“面子上过不去”，下察隅镇长普琼有点无奈地说。

僜人学龄儿童目前全部讲汉语，也让普琼很是忧虑。一旦连口头语言都失传，本来就单薄脆弱异常的僜人文化也就到了末日。孙宏开教授说：“语言消失之快，让语言学家非常惊叹，但毫无办法，只能靠国家立法保护。”“通用法立得很快，少数民族文字法就是立不起来，政府一门心思放在发展经济上，把大家往核心社会上拧。”

传统的沦丧，梅志朋认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宗教信仰的失落。僜人没有赐福之神的观念，但信万物皆有鬼灵，凶祸灾害皆因鬼魂作祟，只有请巫师将鬼送走才能得到平安顺遂。除了研习秘传的技巧之外，巫师还需装备特殊的服饰法具，成串的虎豹野猪牙齿，孔雀尾翎和獐子腿制成的羽扇，悬挂在背后的铜铃之类，呼唤着鬼的名字舞蹈念咒。凡遇生育、疾病、丧葬、迁徙等生活大事，僜人都要杀牲送鬼，并且停止劳作长达数日。据阿罗松称，他有次过生日就杀掉25头牛、50口猪、70只鸡，可见僜人甘愿为送鬼付出的代价还远在娶亲之上。僜人的牛是不耕地的，专为在送鬼仪式中宰杀后分而食之，“连政府发放的耕牛都被吃了，只好改发马。”扎西平措告诉我说。

梅志朋最后一次参加送鬼仪式，是三年前伯父去世的时候。听他津津有味地聊起种种细节与禁忌，下葬后焚烧的野菊花，守灵时门外的篝火，念经人家木梯边插的青树枝，能体会到其中有一种温暖异常的情感，几乎是乡愁。他描绘的送鬼仪式，是生命的喜乐与族群记忆的寄托，与我在文献与报道中读到的那种野蛮血腥的印象何止天壤之别。一提到政府禁止僜人送鬼，梅志朋就按捺不住愤然：“藏族人为什么可以挂经幡、可以有喇嘛，我们杀点老弱病残畜牲，你们就不许？”和他闲聊的那天我正在吃饭，梅志朋可能觉得自己激动之下说得太多，等我抬起头来，他已经不见踪影……其实，就算政府解禁，隆重的送鬼仪式也难以再现。2004年，僜人中最厉害的巫师松当隆因杀妻罪入狱，此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送大鬼了。

在山林里散漫惯了的僜人没有务农天分，至今还是靠种植简单的粮食作物维生，偶尔挖药材、打散工补贴家用。同样的自然地理条件，若给了精明能干的四川汉人，不知会过得多么安逸，但僜人就是很穷。所以，为全村生计奔忙的金夏顾不上为民族特色操心，“有也无所谓，没有也无所谓。”他豁达地笑笑，“只要生活过得好，变哪个人都一样。”

沉吟片刻，他稍稍有点留恋地叹了口气说：“要是有钱的话，还是过去好。”

                                                                                摄影 高铭   撰文  沙湄

看不见的医生

一个退休医生，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连女儿也不能告诉。数年来，她像影子一样活着，她的病人羞答答来了，又羞答答走了。她和她的助手从早忙到晚，她们是那么温和又那么专业。她坐在那不是诊所的诊所里，深陷的眼窝冲着窗外，和所有医生不同的是，“干？还是不干？”是她每天都在拷问自己的问题。

今年年初，作为一个暗访记者，我隐瞒身份找到她，结果遇到同样的困惑。几天接触下来，在与她告别的时候，报道“发？还是不发？”成了我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发，或许能使她“成名”，甚至可能成为眼下最为时髦的“感动xx”的人。可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她的事情一旦“浮出水面”摆到桌面上，她几年的努力将前功尽弃，她的“诊所”将很快合法消失，那些“病人”也将四散而去，陷入更孤独更无助的境地。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这个稿子，并向她致敬。

纪实摄影《看不见的人》<赵铁林著>，第一次让人们有机会近距离看到游荡在城市深处的“地下性工作者”的生存状态。 “地下性工作者”们之所被称作“看不见的人”，一是她们或顽强或无奈地隐身街巷，拒绝被人看到。二是在规则上，“性交易”本身是为人不齿和违法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城市明确宣称在自己的地面上有“性产业”存在。所以她们真切的存在，又被不小心的“忽略”着。而我见到的这位李医生，就是专门为这些“看不见的人”上门送安全套和药物、打针、指导她们如何在性接触时避免自己受到侵害……。

第一次见李医生，我带着“国”字号的介绍信。由于事情过于敏感，我没有按“规矩”行事，没有从一级一级的相关部门走下来，而是直接悄悄的找到她。我们的来意是“学习”和“取经”。李的诊所在一条南北马路边，一间店面上下两层，门前挂着“健康中心”的牌子。而它真正的服务对象普通人并不是知情。

李的诊所由民间慈善组织出资，服务对象主要是从事娱乐服务业的年轻女性。李的工作内容包括：为娱乐场所、洗浴中心、路边饭店的女服务员免费发放安全套，宣传性健康知识，为愿意接受艾滋病常规检查的人抽血化验，在诊所以成本价为感染各类性病的服务员进行保密治疗。服务员越漂亮，感染性病的几率越高，一位知情人透露。在该市的几天内，我不止一次看见打扮入时的女孩坐着高档轿车来找李医生打针，她们是老板亲自开车送来治疗的，为的是怕她们单独出来治疗半路跑掉。

李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退休前她是一家国有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据李自己讲，她是在数年前进行一项性病流行调查时，首次注意到社会上通常说的“小姐”这一平时看不见的群体。她们大多数来自外省农村，有些人染上性病自己却不知道，直到多种性病交叉感染，病情发展到十分严重后才觉察出不对劲。更让人担忧的是，她们中有的是已婚妇女，丈夫远在老家，如果她们带着这些病回家，她们的丈夫将毫无疑问的染上同样的病，这对缺医少药的农村将是致命一击！我随李到该市郊区路边快餐厅给服务员上门送安全套时才知道，一些主要为过往货车司机提供餐饮服务的餐厅还兼营别的项目，一次50元。

李所在的城市“小姐”成分比较复杂，除绝大多数都是外省年轻农村姑娘这一大背景外，有的是自愿走进这一行的，也有被男青年以谈恋爱为名从当地工厂里骗出后送到娱乐场所“坐台”的，被职业骗子从外地拐骗至此被迫入行的也不鲜见。我在当地贴了遮阳膜的出租车里拍摄某歌厅沙发上一排等客上门的“小姐”照片时，曾被出租司机误认为外地来此寻找孩子的家长。“一定看好自己的孩子，去年一个被骗来的女孩拒绝接客从楼上跳下摔伤了腿，――真可怜，爹妈如果知道会疼死的！”司机说。据说，除了自愿入行的，被骗来的姑娘一旦进门无一例外的失去自由。

在民间善款的资助下，退了休的李筹办了这间“健康”诊所。为了掩人耳目服务内容还包括美容。她将那些无助的女孩揽进怀里，给予她们母亲一样的爱抚，教给她们最基本的常识……。李的许多工作需要上门，而控制这些女孩的老板们开始则不太愿意看到李的出现。他们担心女孩们和外界不必要的联络，会影响生意甚至带来灭顶之灾。时间一久李的角色才被认同和默许。毕竟店里女孩染上性病不是好事，有人愿意悄悄的帮忙，又不影响生意，对老板们也不是坏事。

李医生和她的同事没有车，每次外出送安全套和宣传资料，她们都挤公交，甚至搭乘过路货车。李有一个女儿在国外读书，每次回来问起她的事，李都尽量回避，逼急了李就说在别人的诊所帮忙――她怕女儿不理解！今年春天，央视大型公益活动“春暖2007”全国直播，李看得直流眼泪。她说,“看你们多好，为贫困家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阳光下，多有幸福感！我呢，却像一个地下工作者，做着说不出口的事。原以为病人治一个少一个，谁曾想病人越来越多！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无从掌握。更可怕的是，这些人中已经出现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她们到处流动能不让人忧心吗？”李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像个无助的孩子。

李的诊所虽然不大但很温馨。如果不是雪白的病床和墙上用五颜六色的安全套拼成各种图案的“艺术”T恤衫，没有人能看出这里是诊所，而且是传染性很强的性病诊所。很多的时候，就诊的姑娘们躺在床上或坐在椅子上输液，穿着白大褂的李则双手插兜倚在床边。平常每天来这里治疗的姑娘有5至10人，忙的时候一二十人。她们有的是第一次过来，有的是多次，她们都管李叫“阿姨”。

在李所在的城市,李的存在多少让人尴尬.这是她不愿意告诉别人甚至女儿自己在做什么的原因。在性交易违法的大前提下，在一个“没有”性产业的城市里，怎么会有李这个人呢?李至今不让一个记者接近她，怕自己的事说出去引发一系列问题！地下性交易不是存在一天了，更不是只存在一个城市，虽然监控手段、打击力度一再加大，但从根本上摘除这颗毒瘤尚需时日。这里打击它跑那里，那里风紧它回这边。其实，李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对那些姑娘们进行着基督教似的救赎！

我离开的时候临近春节。临走时，李犹豫着问我，你是不是记者?你知道你几句话说出去对我们将意味着什么吗?我说我明白，我是不是记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敬佩你，敬佩你现在所做的一切。虽然我个人帮不了你什么，但我至少不会因我的原因毁掉你的事业。这点请你放心。她说，说实话，从你刚来我就有这个直觉――。这时诊所仅有的两位义工从外面抬进来一个纸箱，她们打开纸箱时我看见里面装了满满一箱红包。在我的追问下一位义工说，这是她们给即将回老家过年的“小姐”们准备的礼物。每一个红包里面除了一张贺年卡，还有一枚面值一元的硬币和两只安全套。

                                                                                    2007年10月11日  

 本文因特殊原因隐去省份城市名称，文中李医生和本文作者均为化名。

最近，一部名叫《风铃》的动画片在央视电影频道被破例推出。说它破例，是因为在专业人士眼里，卡通片严格的讲是不算“电影”的。《风铃》作者名不见经传，内容讲述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六七岁的小孩的故事。男孩叫风，女孩叫铃。他们的家，在一座不大的挂着风铃的小楼上。在那个据说是福建沿海的某个小城里，小风和小铃因生活的徒迁随各自的家人走到了一起住进同一栋楼里。由陌生到熟悉再到成为友好的伙伴，两个孩子的快乐开始集中地发生在这个小楼的楼顶。因为那里是他们晾衣服、晒花生、捉萤火虫和看星星的地方。当然他们也把家里的小板凳搬到上面，一边说笑一边吃饭。从水泥的楼顶望去，别人家的窗子、拐来拐去的街道、麦麦糖似的绿化树和苹果般的太阳由近及远。更远的远处，或许还有他们并不清楚的未来。改变随之而来。平日吃饭吃到沙子都会哭的小风因为小铃的出现而变得非常开心，甚至有一次两个人肩并着肩在楼顶吃饭，爱哭的小凤吃到偶然掉进碗里的鸟粪，也只是说“这饭怎么怪怪的味道”。而小铃风铃般的笑声也就成为小风对小铃的永远记忆。当小铃一家突然搬走，去了另一个“更容易赚钱的城市”后，小风的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的，是他们一起在楼顶雨棚里躲雨的夏天，和小铃把头伸进装着萤火虫的玻璃罐里的夜晚。两个孩子的友情就此打住。在那个不知道为什么高兴而高兴，也不知道为什么痛苦而痛苦的年龄，突然的分别也就带来突然的苦闷。只是这些经历能被记忆多久，是小风长大以后才能体会的事情。突然间开始，突然间结束，剩下的也就是突然间长大。影片简单的像小风手里的麦麦糖，但轻易不被打动的都市“小资”们，却被这个本该是孩子们看的动画片感动的一塌糊涂。

当“过客”一词开始流传，谁是谁的过客也就成为问题。那么，是什么让大家对小风和小铃的故事开始重新审视呢？是岁月吗？还是爱情？难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影片里的小风、小铃吗？或者今天突然看到他们我们才突然想起自己，和那个只属于过去的没有被污染的心灵。

爸妈工作忙，我差不多4岁就被全托到那时市里惟一的幼儿园，只在周末才被生人似的爸妈接回家里。我家离幼儿园很近，爸妈不来接我就自己回家。每当周末，小鸟般飞奔回家的快乐感觉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周末，当我差不多最后一个从幼儿园出来，我看见一个女孩在台阶上面哭。我问她怎么了，她说爸妈没有来接她她害怕。我说那你跟我去我们家吧，要不一会幼儿园关门你更没地方去。她说好。接下来的事情我记不清了，说了什么玩了什么一概没有印象。只记得爸妈晚上下班回家看见家里还有个小姑娘时问我怎么回事，我照实说了还以为自己做了好事，谁知爸妈一听抱起小女孩就往幼儿园跑，边跑还边说你把她领咱家也不告诉老师，人家父母接不到孩子还不急死。后来的事情和爸妈说的一样，我妈妈见到她妈妈时她妈妈和幼儿园看门人正到处疯找这个孩子呢。作为又一个小风，我甚至记不得我的小铃长什么样子。

1976年唐山地震那会儿，我上小学二年级。由于害怕余震，枣庄的马路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大院空地到处搭满了防震棚。我一个伙伴他们家搭了好几个防震棚，两个在马路边爸妈妹妹们住，还有一个搭在公交大院，由于是他一人住，于是就邀请我晚上搭伙。朋友爱看书，于是我们经常是夜里打着手电筒躺在防震棚的稻草里看书并无话不谈。但我要说的是，我们的防震棚的“邻棚”里旁边住着一对母女，母亲40多岁，女孩十几岁的样子。每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差不多都在做作业，无论我们多吵，她从不看我们一眼，神情始终安静的像一盆清水。或许是她的美丽，也或许是她的冷淡，她成为我们无数夜晚里经常谈论的话题。她姓什么，她多大，她上几年级，她妈妈做什么工作，怎么从来没见过她爸爸，等等，因为无法证实我们为她的情况设计了许多版本，经常是谈到睡着地。除了做作业她还洗衣服。她们家防震棚前的铁丝上的衣服无论新旧统统洗得干干净净挂的一丝不苟。就连她妈妈带补丁的工作服也都洗得露出棉线原有的白色。她们家没人的时候，放了学的我们就坐在防震棚门口一边做作业，一边看她们家晾晒的衣服。一次傍晚，她妈妈在门口乘凉和一个阿姨聊天。说到煤矿的事情，她妈妈说：我一听见动静就往外跑，那么窄的小洞不知道哪来的劲我一下子就钻了出来，跑的比狗还快，接着里面的施工面就塌下来了。天很热，她妈妈讲话的时候蒲扇一直不停的扇着。她则进进出出地忙着，她走路的时候，空气里有一种的香味。防震一结束，我的第二次小风经历也随之告终。这次，我依然记不清这位小铃的样子，但可以确认的是她很苗条，长着好看的瓜子脸，皮肤白净。还有就是，她的妈妈是个井下矿工，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我以后看书的习惯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养成的。喜欢听收音机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的电台不光每天早上播放“每周一歌”，还经常介绍贝多芬和德沃夏克的交响乐。

如果说那个时候的小风的故事是突然的、被动的，而现在的小风们则更像代谢过剩的小鸟任性的离家而去，由懵懂的小风变身命运的过客,从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掠过。当怀旧成为时尚，往事也就越来越像电影。只不过有点太唯美太卡通，感觉像风铃的声音，真切又无法触摸。                                        

2008年9月26日  

许巍，当代歌手，西安人，被人传唱的歌曲有《蓝莲花》、《时光》、《故乡》等。作为一位能写会唱的原创歌手，大家最早知道他的名字还是通过当年中国歌坛“大姐大”田震的嘴。《执着》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那时的许巍还是北京数不清的地下通道和酒吧里的常客。和绝大多数寻梦京城的音乐青年一样，那时候他和几位好友挤在一间出租屋里。昏暗的灯光出产苦闷的歌声，《故乡》、《秋天》即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

说来可笑，我曾经一直把许巍误认为是我们的山东老乡。现在想起来，可能和在京的枣庄老乡东明有关，是他无意中让我产生的错觉。

北京宽敞的地下通道是流浪歌手的天堂。冬暖夏凉不说，要成就拜伦亚当斯那样嘶哑的嗓音，练声是必须的。于是在地下道唱歌是歌手们进京后的第一站，在那里，既能练声练胆，又能每天弄个二、三十元“饭钱”。然后，唱的好的有可能被三里屯的酒吧接纳为客座歌手，这既是圈内的认可，也是生活的保障。这是第二站。再然后，唱的好身材长相又比较“出位”的，渐渐就有熟客捧场，甚至成为人们去这间酒吧小坐的理由。哪天被上了酒瘾的音乐制作人“恰巧”撞见，包装一下出个唱片也只是技术问题，当然，在此之前要被唱片公司相中签约。这是第三站。

对与自我放逐的音乐青年来说，从第一站到第二站，走运的或许要三年五载，但残酷的现实是，对于第三站，他们中一多半人无论付出了什么经历了多少此生仍然无法抵达。北京的地下道，在成为他们梦想的起点之后，不幸又成为他们梦想的终点。我遇到到东明就是在东单的地下通道。

那天东明盘腿抱着吉他唱许巍的《故乡》。“天边夕阳再次映着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这是什么地方依然是如此的荒凉，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在异乡的路上每一个寒冷的夜晚，这思念它如刀让我伤痛。”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一瞬间抓住你的心，那不是别的只会是音乐。

那天我走过地下通道，那歌声死死抓住我，都到了通道那头我又折回身来，在东明黑色的吉他袋上放下五元钱。回到单位，一位女同事说地下道有个小伙歌唱的不错你看见没？我说听了，很沧桑也很怀旧。并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想泡这个音乐青年我给你帮忙。

以后经常能在通道里见到东明，他的歌旋律优美歌词“抓人”，那种淡淡的忧伤总能给人留下印象。有一次我见他可能唱累了正在喝水，忍不住和他打了招呼，一聊才知道他竟是枣庄人，老家滕州。但东明脸上丝毫没有老乡相逢的惊喜。一根烟之后看到我要走，他说大哥你平时很忙，好不容易见面听首歌再走吧。他唱起了《秋天》，那一次，我是坐在水泥地上心定神闲闭着眼听的。他嘶哑的歌声让我想起天鹅的翅膀扑打水面的雨夜。那是一段关于远行或回乡的导板。

后来熟了我请东明吃过一次饭，在东单一家淮扬菜馆。他也出于礼貌回请过我一次，在他租住的家。两顿饭我们都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抽了很多烟。关于家乡我们反倒很少谈起。我觉得，我们都在小心回避着什么。

东明有一个弟弟和他一起住，弟弟在一家公司做平面设计，他则每天跑地下通道，在歌声里幻想着他的天空。东明小儿麻痹落下后遗症，左腿发育不良而且后背有点驼，但只要他不站起来走路，他身体的缺陷是看不出来的。平时的生活都是弟弟有意无意的在照顾他，换煤气罐之类的琐事都是弟弟来做。

不知是嗓音天生接近，还是后天有意模仿，东明唱许巍的歌几乎等同于许巍的原唱。但合理的解释是，对他来说，在类似的背景和共同的梦想下，许巍的现在，或许让东明看见了自己的未来。也正因为如此，我把许巍误认为是山东老乡了。

2005年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东明。那几年，虽然我家在北京，但人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西南山区奔走。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做着最基层的民情调研。但许巍本人在我见缝插针回京补充“给养”时到见到了，那是在香港歌手叶子荣的国语专辑发布会上。作为嘉宾，许巍仍然是一身随意的怀旧打扮，神情卑谦的像个学生，没有一点大腕的“范儿”。

今年初春，由云南德钦返回北京途中小住丽江，在一家由一个北京小伙和他的广州女友经营的客栈里，我又听到久违了的许巍的歌声。那歌声让我又一次想起东明，一个许巍似的永远向前的独行浪子。

有一次孩子给我讨论“随身听”什么牌子的最好，我不假思索的回答ipod苹果。据我所知，ipod的经销商用来试音的曲子经常是许巍的歌。为什么呢？孩子问我。我说，苹果是什么？电子产品里最炫的品牌，也是同类产品里卖的最贵的。谁买呢？高收入的都市白领。都市白领是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各地精英。换句话说，就是身在异乡、表面风光、精神苦闷的隐形浪子。他们的内心和许巍同出一脉。卖东西也得找同类不是？

话是这么说，这番复杂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瞎编。但用文字描述音乐，同样是很徒劳，也很拙劣的事情。

从《方向》里“天空中孤单的飞鸟，墙壁上昏暗的夕阳。” 到《光明之门》“我经过着生活，还是生活经过我。”许巍们长大了。不安、苦闷、冲动、远行、平淡、回归。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轨迹不同于结队徒迁的候鸟。但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来许巍让我最服气的，是他的勇敢和独立。这，或许也是许巍这个60后和东明这个70后，与当今80后90后歌手们的精神区别。

                                                 2008年9月27日
 

“1976年7月28日，七点八级地震，二十四万两千人遇难，一座与唐朝一字之差的城市顷刻成为废墟。2006年，恐怖的蓝光闪过30年后，逝者无声，生者依旧，生活继续。30年，10950天，唐山，这座物理意义上的城市，除了刻意保留下来的几处地震遗址之外，当年的惨烈了无踪迹。而每到一年中的清明和7月28日这两个日子，在城区大小路口，夜幕降临，百姓倾城而出，或夫妻或母子或兄妹，拣块砖头在马路上画个圆圈儿，写上亲人的名字，用一堆一堆的纸钱和火光，与身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交谈。”

上面这些文字，是我两年前，也就是唐山地震30周年时写下的。写下这些文字，是我，一个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的人，在用了一周的时间采访唐山地震的幸存者之后对那场灾难的反思。3天前，正当我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眼盯电视为突然遭遇强烈地震的四川震区揪心的时候，亲兄弟一样的朋友和工作“搭档”郭铁流给我发来短信，说他此刻已经在首都机场守候了6个小时，等待飞往成都的航班登机的消息。铁流是新京报的摄影记者，和他一起准备飞往成都的，还有中国保险报的摄影记者、山东老乡刘书勇。一周前，我和铁流用时一个月刚刚完成了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的云南藏区妇女健康状况调查。由于过度劳累和休息不足，在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藏区连续工作一个月的铁流高血压加重，每天头疼欲裂。他此刻入川我既欣慰又担心。只能嘱他一定注意安全并别忘带上降压药。

汶川地震，牵动百姓的心。我们能为灾区做些什么呢？这是我和身边的朋友电话、短信最近交流的最多的话题。朋友H昨天早上发短信说看着网上从灾区传来的一幅幅照片自己老想哭。我说咱们去献血吧。晚上我们相约光明广场的流动采血点，谁知等了一晚上平日每天都在的采血车也没来。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市中心血站，结果血站除了清洁工一个医生也不在，一打听才知道，最近主动为灾区献血的市民很多，中心血站的医生们一早都奔赴各区市采血去了。晚上电视台的枣庄新闻里看到一天就有30多位市民为灾区献上了留有自己体温的血浆。朋友Y，一家医院的全科医生，在单位组织的为灾区募捐中含着眼泪把手里的600元人民币放进捐款箱。灾情突降，数万家庭不幸遭遇生离死别，而身处安全之中的我们能想能做的也只能是尽自己的所能为他们祈祷。

下午给身在救灾一线的铁流拨电话，几次都无法接通。两年前我和铁流、书勇3人在清明节的唐山，面对一个个怀抱亲人灵牌的唐山市民的刻骨哀痛而泪如泉涌无法掀动手中相机快门的情景突然就好像发生在昨天。“大哥，我和书勇已到北川，太惨了，好多人被坍塌的房屋压在下面，等待救援的吊车铲车来救他们。我们给他们喂水陪他们聊天鼓励他们一定要坚持。”晚上，铁流的声音从从受灾最重的北川传来，电话里他的声音低沉而又嘶哑，话筒里不时有嘈杂的人声响起。我明白，从倒塌的钢筋混凝土的楼房里救人已经不是人力能及的事情，没有大型机械，真正的有效救援无法展开。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深夜，铁流，书勇，和各地赶来的记者一样，怀揣相机睡在北川县城的马路上。在我知道的从北京赶到重灾区北川的记者里就有枣庄籍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李刚。

“我们的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保存。因为多了一个世界，我们的人生拥有了双重的厚实和广远。生活有很多根据，这里只有一小部分。而无论多寡，每找到一件，就等于收获了一份幸福。精神的园地离开之后依然让人遥遥回望。”

这段无奈而有充满感伤的话语出自距唐山市区150公里的“唐山地震遇难者怀念堂”的“结束语”。汶川不是唐山，现在也不是32年前。当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赵普在面对汶川灾情报道和救援画面在直播间泪撒面颊的时候，赵普接下来的哽咽的声音也许更能解读全体国民面对突如其来的汶川灾情的心声：“为什么我们总是被这样的画面，被这样的声音感动，因为我们爱这个土地，这个土地上的人们懂得相互关怀。”

                                          2008年5月15日夜16日晨